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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的变与不变
——重回当年插队地点的感慨
按：一坛子白酒，如果封存起来，放上46年，喝起来，那一定醇厚香浓。如今，回忆起46年前的往事，我却沉沉地醉去。是酸？是甜？是苦？是辣？我已经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是沉沉地醉去，沉醉得几乎难以自拔。
正文：
不久前，接到晓光的电话，约我到我们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
1976年初，作为“知识青年”，我与来军、晓光、春华到陕西勉县的青羊驿临江寺第八生产队插队。1977年底，我考上大学，离开了生产队。我在生产队一共待了两个年头。
斧头的柄，也叫柯。传说，晋代有个叫王质的，他上山砍柴时，看到几位童子在下棋，他就在旁边观看。童子给王质一个像枣核的东西，他吞下后就不觉得饥饿。过了一会儿，童子提醒他可以离开了。王质起身发现自己的斧子柄已经完全烂了。等他回到村里，发现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去世了。
刘禹锡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刘禹锡感慨岁月流逝、人世变迁，“到乡翻似烂柯人”。
刘禹锡在“巴山蜀水”待了23年，我离开我插队的生产队已经46年还多几个月了。
46年能有什么变化呢？
我离开生产队最早。两年之后，来军招工上了铁路，晓光去了汉中的一家“信箱”单位，春华到了水电工程局。
春华在水电工程局开吊车，他在一次施工中突发事故，在湖北去世，距今已经10多年了。春华留下一个孩子，还有父母双亲。这次回生产队，原先的4人，只剩下3人了。
后来，晓光从“信箱”去了南方，现在已在苏州定居多年。
来军退休后，随着儿子居住在河南的一个县城，他在那里帮着带孙子。几十年来，我与来军失去了联系。这次，他从晓光处得知了我的手机号。
我与来军在电话中定好了车次，他从河南到西安，我们在西安北高铁站候车大厅18B检票口相见，然后到汉中与在那里的晓光会合，请朋友开车去插队地点。
一大早，在西安北高铁站候车大厅18B检票口，排队的旅客并不多。我围绕着排队乘车的旅客，从前到后，从后到前，一遍又一遍，我用眼睛快速地搜索着来军的身影。马上就要检票了，焦急的我只好给来军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来军“喂”的声音从空气中传来，比从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大得多。我头一转，他就站在我左侧的3米处。刚才，他从我的侧面走过，我也从他的侧面走过。我没有想到“那个人”就是他，他也没有想到我就是他要找的当年的那个“我”。“儿童相见不相识”。我们是“插友相见不相识”。
曾不止一次有人说我几十年长相都没有变化，通过“插友相见不相识”，我就想到，这是在恭维我；要不，那就真是“火眼金金”了。
出了汉中火车站，晓光就在等候了。晓光的心一直都在激动着。从汉中到临江寺100多里的路程，晓光让朋友把车开慢点，他要把道路两旁的一草一木看得再仔细一点。从江苏到陕西，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即使老人病重，晓光回来得都很少。我知道他在体制内或体制外都生活得不容易。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是这样的吧。
在去插队地点的汽车上，我们3人商量，我们都拿出同样的钱，放在来军处，由来军负责一路的支出，最后多退少补。
两年前，晓光曾约我去插队的地点，当时因为我的椎间盘突出症复发而作罢。对这次返乡，来军也表现得异常踊跃，兴奋。中午，接到晓光的电话，他几乎一刻都未耽误，立即动身赶长途汽车，再坐高铁。
我们为什么要去插队的地点呢？用流行的话说，那是祭奠我们的青春吧。祭奠就要有依托的对象。那对象就是曾经的人，曾经的物。
我们插队的前两年，就住在一个户主叫肖长恩的家里。我们称呼肖长恩老两口为肖大伯，肖大娘。肖家新盖了3间瓦房，旁边原有的3间草房就腾了出来供我们4人居住。
肖大伯夫妇有4个儿子、1个姑娘。老大肖明富，在我们到来之前，他就当兵去了。老二是姑娘肖明芳，在上初中。老三肖明忠上小学三年级。老四肖明春上小学二年级。老五肖明庆不到6岁，还没有上学。
肖大伯新盖的瓦房，就是一座稍大点的屋子。进去屋门，踏入客厅。客厅左右各有一个卧室。即使他们的老大当兵走了，家了住的仍然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生产队是怎样找到他们家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同意我们住进他们草房去的。
家门口一下子来4个陌生的大小伙子，那景象会是怎样的呢？肖大伯夫妇是否提前想过呢？我只知道，我们在山上砍上一大堆柴，放在肖大伯的院子了。本来就不大的院子，被我们占去一大片。这一大堆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烧完。烧完了，继续砍，这一大块地方就一直被我们占用着。
即使我们4个是同一对夫妻生的亲兄弟吧，性格也会有所差异。从我们住进去的第一天起，肖大伯夫妇都是笑脸相迎。他们家里那时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偶然做了腊肉，会请我们吃饭，从没有看出他们对哪一个不喜欢。
陕南的农村一直保留有腊月吃“庖汤”的习俗。吃庖汤就是在腊月杀猪的时候，主家用新鲜的猪肉做成菜肴款待亲朋好友和邻里乡亲，俗称吃“庖汤”。
陕南农村那时的生活还很不富裕，许多农户都没有条件办泡汤。把一头猪喂大，要一年多或两年时间，屠宰之后还要砍掉二分之一上缴。
生产队的记工员叫李成华，当时二十多岁，还没有成家。他是家里的老大，父亲已经去世。他的母亲我们都叫她“婶婶”。婶婶只有李成华一个儿子，还有几个女儿。
插队将近两年，我只在乡里过了一个腊月。在这一个腊月里，我只吃过一次泡汤。这次泡汤就是婶婶请我们几个过去吃的。是不是还有别的家也做过泡汤，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婶婶家肯定做过，我们几个肯定也去吃过。
我现在想，我们几个插队的，当时在队里的口碑未必说得上好。就是这“未必说得上好”的几个人，却被婶婶请到家里款待。
肖大伯夫妇如今还健在吗？婶婶如今还健在吗？
我们插队时，肖大伯夫妇的大儿子已经当兵。他们夫妇那时应该有40多岁了吧。婶婶的年龄比肖大伯夫妇还要稍大些。如果他们都还健在的话，年龄都有90岁或90多岁了。
要去探望的人是否还健在都不清楚，至少对我而言，这还是第一次。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到现在都很难说得明白。
到了肖大伯的家门口，我们站在公路边远远地望着。我们当年住的草房不见了，原地盖起了两座平房与一座二层小楼。院坝里有一个妇女戴着草帽在晾晒菜籽。等到有人在路边经过，我们就问：“这是肖长恩的家吗？”路人回答：“老两口都不在了，那妇女就是他的大儿媳。”
我们走上前去，向肖明富的妻子作了自我介绍，询问肖家几兄弟的情况。看到我们几个，像干部视察的模样，她显得有点不冷不热。她答道：“都没在家，都各干各的去了。人嘛，总是要吃饭的嘛！”一边说着，她一边摊着地上的菜籽。
我们走到李成华的家门口，我问：“您是李成华吗？”他答：“我就是李成华。你是谁呀？”我报上了我们几个的名字。头发花白，脱落了好多颗牙齿的李成华，一下子来了热情，招呼我们进屋坐下。李成华现在盖的也是二层楼。他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县城工作。只是，婶婶不在了。
等了一阵子，肖明富回来了。我们知道了，肖大伯已去世10多年了，肖大妈去世也过了3周年。肖明芳嫁到了别的村庄。肖明富前些年打工，给孩子在县城买了房，并且给孩子买了汽车跑客运。除了肖明富是两座平房，他的3个弟弟都盖了2层小楼，外面贴了瓷砖。他的3个弟弟常年在广东等地打工。
听肖明富讲，肖大妈生前曾说：“哎哟，在咱们屋里住的那几个娃娃，不知道现在都在哪里哟！”肖明富答：“人家都由公家负责分配。”
我猜想，肖大妈与肖明富的一问一答，那一定是早年。等我们长时间没有回去，没有音讯，老人也一定失望了，也没有盼望头了，也不会再问了。
我们把提前买好的两份礼品，一份留给了李成华，一份留给了肖明富。我们不能说，你们把礼品拿到墓前祭奠一下吧。我们都知道，婶婶、肖大伯夫妇没有机会享用了。我们与李成华、肖明富握手告别，互道“珍重”。我们没有说“再见”。如果说46年是一个轮回，我们大概都活不到下一个46年之后。我们也没有互相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我们双方大概都意识到，这是一次见面，也是一次永别吧。人生，有很多时候，说是会面，其实就是在做最后的告别。人生总会留下许多遗憾的吧，我们都没有提起对婶婶、肖大伯夫妇的怀念——这种话从口里说出来，也许会很伤感的吧。
而对我而言，这次去临江寺，我还有两个歉意没有送出去。
我们插队的第一年，由国家供给我们粮食，但蔬菜一类却没有；附近也没有卖菜的市场。有一天，夜幕降临不久，我们4人便提着挑水用的铁桶，到生产队的地里去挖洋芋。说好听点是“挖”，实际上就是偷。庄稼成熟的季节，生产队每天晚上都会派人去巡察。这些情况我们事前并不知道。我们刚刚动手，生产队的出纳向含继就走到了地边。我们迅速原地趴下。这洋芋地就在108国道旁边的一个拐弯处。一辆卡车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汽车沿着弧形的弯道前行，两道光柱像两个大的探照灯，我们几个人与一个铁桶就在稀稀疏疏的洋芋秧子之中暴露了出来。向含继大声吼叫：“洋芋地里有人！”我们几个也同时站了起来。向含继要拿走我们的铁桶，我们抓着不松。一定是相持了一会，最后还是我们放开了。水桶被向含继拿到了生产队。
我是知青小组的组长。第二天上午，我正在生产队干活，有人通知我去开会。到了会场，我看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治安委员、县上的驻村干部，还有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都已经坐好了。我坐在一个低矮的小凳子上。我是1张嘴，对方5张嘴。
会议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向含继的手上有血，指头受伤了。第二个，我们几个为什么晚上去生产队的地里挖洋芋。
第一个问题。我不承认向含继的手是我们给整伤的。不久之前，我才看过电影《渡江侦察记》。影片中，被敌人用枪击伤的解放军战士，跑进了一个院子。院子里，一位正在劈柴老大爷，为了掩盖解放军滴在地上的血迹，用斧头划伤自己的手掌，把血滴在地上，蒙骗敌人。我说向含继也有可能是自己让自己受伤。对我的这种明显的强词夺理，大队与生产队也没有合适的处理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只是我们当年的身份比较特殊吧。
第二个问题。我说，只有粮食，没有任何蔬菜是很难做饭的，只有去挖洋芋。干部们说，那为什么不白天去，非要晚上去呢？还有，为什么不向别的农民家要一点蔬菜呢？我答，那我知道了，今后我们会在白天挖。
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了了之地散了。
之后，有时，我们的确会在收工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拔上几个生产队种的萝卜什么的。也抬着水桶，挨家挨户讨要过泡菜。第二年，我们几个就被派到县上的一个工地修水利去了。
向含继不是刘文学，我们当然也不是杀害刘文学的地主分子。向含继当时也就30来岁吧，为了生产队的利益，坚决将水桶拿走，作为证据。最后受伤，却始终没有得到我们一句的好话。
此次回插队地点，我打听到向含继已经去世了。我不再有机会当面向他表示歉意了。
有时，道出一个歉意，是为自己卸掉一个包袱，可能与别人已经没有关系了。
生产队上有个叫干娃的，大名叫向含礼。向含礼是一个返乡知情，当时，应该高中毕业不久。我们平时交往并不多。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两个争吵起来，就要动手了，被别人拉开。我的印象是，我仗着“插队”的心理优势，如果要准备动手，也是我主动发出进攻的。
不知向含礼过后是怎么想的，我却一直为我的那点浅薄而后悔着。我打听到，这次，向含礼也不在家里。时间匆忙，我没有机会见到向含礼了。我只有把对向含礼的歉意继续“歉”下去了。
别了，临江寺！别了，46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待了两年的临江寺！
晚上回到汉中，我们有个10人的聚餐。有3个女同学与1个男同学不能喝酒。我提前给来军说，喝白酒咱们总量控制，只买两瓶。
动筷子之前，晓光倒酒。晓光挑选的是那种大号的杯子。我看大家都是一口下去，杯中的酒就少了一大截子。而且，一个不比一个逊色。过了一会，晓光就去服务台要啤酒了。我知道，那是两瓶白酒已经没有了。 从大家喝酒的架势看，我感到，如果有四瓶白酒，我们也会很快喝光的。
插队两年，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在一块喝过一次酒。几十年过去，也不了解彼此的酒量。我见媒体上报道过，有几位六七十的老人醉倒在饭店的酒桌上。
我现在理解了，我们要大口喝酒，是要弥补我们的青春岁月——弥补的内容，也包括欠下的酒吧。
46年的变化是：46年之间，我们一同插队的春华不在了。46年之间，我们的乡亲肖大伯夫妇与婶婶不在了。46年之间，我与来军面对面互相认不出来了。46年之间，肖大伯夫妇的几个孩子都盖起了宽敞、漂亮的房子。
46年没有变化的是：46年过去了，我们再回插队地点，说明我们有3个人还活着。46年过去了，再回插队地点，表明我们对过往的岁月难以忘怀。46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大概也只能做到这些吧。
别了，我的临江寺；别了，我的插队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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