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 三弦弹响北国韵 甩板奏出黄土情

现如今，榆林市横山区涌现出孙占东（左一）、白云飞（左二）、熊竹英（左三）等一批优秀的说书艺人。 记者 赵晨摄
　说书艺人熊竹英向榆林市横山区第三小学的学生传授说书技艺。 记者 赵晨摄

说书艺人白云飞为观众表演《刮大风》。 记者 赵晨摄

　榆林市横山区的说书艺人。 记者 赵晨摄

说书艺人在小腿绑的甩板是重要的伴奏乐器。 记者 赵晨摄

说书艺人在榆林市横山区南街广场为群众表演。 记者 赵晨摄

        　　3月5日12时刚过，孙占东便带着他的三弦，赶到了榆林市横山区南街广场。在刚刚搭好的流动舞台上，换衣、调音、绑甩板，这些准备工作对每年都要进行200多场表演、见惯了大场面的孙占东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然而，那天这场小小的惠民演出却还是让他心潮澎湃。

        　　“这是今年2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将榆林市横山区（陕北说书）命名为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后，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心里难免激动，我为我们陕北说书能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感到高兴。”孙占东说。

        　　一曲《刮大风》过后，台下响起阵阵掌声，观众们脸上洋溢着喜悦。陕北说书，这一吸收了眉户、秦腔以及道情、信天游等曲调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依旧在陕北的黄土地上散发着蓬勃生机。

        　　源自民间的

        　　“盲人”说书

        　　谈起“说书”，可谓源远流长。汉代刘向所著《烈女传》中第一次出现了类似“说书”表演的文字记载，其中讲述了古代妇女怀孕期间，为使孩子生下后“形容端正，才德过人”，便在夜晚让人为其诵诗、讲故事。

        　　陕北说唱活动较早记载则见于清道光年间的《榆林府志》。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榆林堡同知谭吉璁的同僚陈文道在谭府听书后赞道：“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伎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及江南之敬亭乎？”此后，陕北说书内容逐渐丰富，在形式上也有了重大改进，其演唱风格更加贴近本土特色，内容上集中表现本土文化，语言上则完全采用陕北方言。到了清末，陕北说书已开始普遍流行。

        　　陕北说书的唱词通俗流畅，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除了艺人们特有的开场白或特定的唱词外，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好的民间艺人，在唱词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陕北秧歌剧、陕北碗碗腔，甚至蒲剧、晋剧、京剧的曲调，陕北说书可说是熔各种唱腔于一炉，加以冶炼，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

        　　到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对陕北说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久，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之后又成立了陕北说书改进会，并在延安、榆林等地陆续举办了8期培训班。当时，陕北解放区有盲艺人480多人。陕北说书改进会不仅对《刀枪记》《还魂记》《花柳记》等50多个传统书目进行了改编，还组织创作了《刘巧儿团圆》《黑白分明》等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书目。

        　　“早些时候，陕北说书大多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后又经过长期实践，逐步成为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书形式。”盲人艺人孙占东向记者回忆他的师傅曾经讲过的故事，“我的其中一位师傅也是盲人，听他说，过去说书这个行当是只有盲人才能从事的。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说书成了大多数盲人谋生的唯一手段，明眼人被禁止从事说书成为圈子里不成文的规定。直到20世纪70年代，陕北个别地方才出现了少量明眼艺人。”

        　　孙占东说：“1949年以后，陕北说书受到了政府的重视，陕北许多县成立了‘盲人说书队’。说书的内容也在过去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绿林好汉、才子佳人等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创作出了如《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作品。时至今日，在陕北每逢过庙会、祭祖、过生日、孩子过满月或喜庆佳节依然都会请说书艺人前来助兴。说书艺人们手弹三弦，腿绑甩板，也有的击鼓打板，另一人弹弦相辅。还有的三五人组成一队，有男有女，有唱有说，配上现代器乐，走村串户。华灯初上时，村民们便相聚而来，围在说书人周围，三弦拨动，鼓声咚咚，方言开篇，唱词娓娓吟来，整个现场顿时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