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僵局”
2014年07月22日 22:03 分类：未分类 阅读：1,775 评论：0 .21.07.2014
张春
中国的垃圾焚烧厂因邻避运动停建停运者众多，但新的污染控制标准并不能化解焚烧厂和公众的冲突，二者的对峙陷入僵局。
中国目前的垃圾处理方式仍以填埋和焚烧为主，而不是通过分类、回收重利用等前端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图片来源：Lu Guang / Greenpeace
7月1日，中国开始执行号称“最严国标”的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但是，支持和反对焚烧的专家，都不认为技术和标准是焚烧厂不受欢迎的关键所在。新《标准》并不足以让焚烧厂和周边民众和解。
在广泛而频繁的邻避运动下，垃圾焚烧厂的发展陷入困境，垃圾焚烧和公众的对峙也成僵局。这僵局，需要更高的管理思维来破解。
技术是个伪问题？
中国的垃圾焚烧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首部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但因为废气废渣的排放控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居民深受其扰。近年来，反对垃圾焚烧的邻避运动 (Not In My Back Yard，意指“不要建在我家旁边”)此起彼伏。
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新《标准》将争论最大的二噁英（一种高毒化学物质）排放标准由1ngTEQ/m3改为0.1ngTEQ/m3，与欧盟标准相同，重金属等其他标准多比现行标准严格30%。
但是，专家认为标准和技术不是主要问题。支持焚烧的专家认为原标准就足够保证安全，提高标准的一大功用是安定民心；反对焚烧的专家，则认为更大的问题出在垃圾焚烧这种思路和糟糕的管理上。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支持焚烧，他同意新标准利于规范焚烧厂建设，减少排放，对环境保护也是有益的。但是，他也对中外对话说：“1.0的标准其实已经对周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0.1的全球最严标准，中国从技术上来说，也是可以达到的。”
“垃圾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综合问题。”他说。
郑明辉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二噁英类污染源清单调查特聘专家，他到多个垃圾焚烧厂实地调查并与公众沟通，发现他们只是单纯反对焚烧厂建在自己家旁边，并不关心废气是什么。因为垃圾焚烧厂当前的形象不好，一旦在某地建立厂，必然伴随着周边居住环境下降和房价下跌，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聂永丰也支持焚烧。作为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也认同垃圾问题是众多社会矛盾的一个反映。他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房子里有上半辈子的积蓄和下半辈子的奋斗。他们不会眼睁睁看着它贬值。”他认为这是广义的管理问题。政府应该做提前规划。
反对焚烧的陈立雯，对管理的意见很多。不过她主要的意见，是针对垃圾焚烧这种末端处理思路。在她看来，科学的垃圾管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陈立雯在NGO自然大学的垃圾学院工作多年，一直致力于推动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的公开。早在今年6月，《标准》修订版发布不久，她就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文章评析新标准的不足，包括允许一般工业垃圾、医疗垃圾、污水处理厂垃圾入炉焚烧，对二噁英、重金属的监测频率不够，含有大量重金属和二噁英的飞灰、底灰处理方式不公开等。
垃圾焚烧厂的风险很大，中国当前还存在监管漏洞大、信息公开不足、技术应用囿于资金短缺常不到位等问题。陈立雯对《标准》的意见，体现了这些方面，她也因此对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污染控制的信心不大。
她提倡的是“垃圾管理”的思路——通过分类、回收重利用等前端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而不是只考虑填埋和焚烧这样的末端处理方式。
中国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处理方式主要为填埋和后来的焚烧。分类和回收工作一直比较落后。陈立雯不同意这个处理思路，但是目前中国普遍如此。“垃圾只会越来越多，填埋和焚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她说。
邻避无解？
近年垃圾焚烧厂和公众的冲突在中国时有发生，在“运动”规模很大、公众意见坚决的时候，政府常常会放弃修建或停运垃圾焚烧厂。长期的对峙，既耽误了垃圾处理，增加未来的处理难度和成本，也终将妨碍居民的生活。
江苏无锡花费15亿建造的垃圾焚烧厂，因为邻避运动至今已被关停3年。无锡市每天产生3千多吨垃圾，已有的两座焚烧厂只有2千吨的日处理能力，一座填埋场即将填满废弃。多出的垃圾何处去，还没有答案。
北京的问题更严峻。有两座焚烧厂因为邻避运动至今未建成的北京，每天产生约1.84万吨垃圾，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只有1.04万吨的处理能力。目前垃圾处理以卫生填埋为主，每年消耗土地500亩。超负荷运转的填埋场使用寿命降低，污染控制难度也加大。
一直研究固废处理的聂永丰是支持垃圾焚烧的。但是他对垃圾邻避的发展趋势不乐观。
他提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例子，担心中国可能会演化成那样的结果才会好转。意大利的法律规定垃圾只能在本区消化，不能运送到国内其他区域处理。由于公众反对垃圾焚烧，那不勒斯城的填埋场满了以后，垃圾无法处理，超过10万吨生活垃圾长期堆积在街道上，政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两度出动军队帮忙清理城市垃圾，运送到德国去焚烧处理。
这可能是最悲观的结局。但是，有没有一种更高明的视角来打破僵局？
除了陈立雯的垃圾前端处理思路，郑明辉和聂永丰也对中外对话讲了自己的看法。
郑明辉提倡社区补偿和回馈机制——对于反对建厂的公众，政府要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可以修建公园一类的公共设施，抵消焚烧厂的负效应。这种做法在台湾得到广泛推行。对于反焚烧的学者NGO等，则需要专业人士去深入交流。
聂永丰则认为公众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分担，因为公众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处理的受益者。他对中外对话说，国外一些地方，在建立垃圾焚烧厂的时候，政府和民众都需要出钱，政府多出，民众少出。一旦成本升高了，大家都需要考虑继续投入问题，并最终达成妥协。他说，“如果公众只会提意见，不做出相应的妥协，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但是，包括陈立雯的前端处理思维在内，这些建议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一是如何说服公众，二是政府是否有解决问题的主动性。陈立雯说，广州李坑、武汉锅顶山等很多的垃圾焚烧厂出问题，公众要求政府出面解决时，却“没有一个部门出来说话”。
正如聂永丰并不认为他提到的方法在中国行得通，因为目前“在中国国内就无法形成一种对话和协调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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