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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 …… 元宵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唐代,元宵假期取缔宵禁,难得的“放夜”对任何人都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人们不分男女、无论贵贱,纷纷走出家门,纵情游玩赏灯。长安城里“人拥行歌路,车攒斗舞场”,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心生向往! 灯树千光照 花焰七枝开 有关上元节习俗的明确记载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北齐书》载:“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赏帛。”表明北魏已有正月十五的特定节俗。 南朝《荆楚岁时记》记载了正月十五人们会在豆粥上面加油膏,并和酒脯、糕糜等一起祭祀门户之神。此外,人们为驱逐老鼠,祈蚕苗优质丰收,会端着肉粥登到屋顶上吟唱:“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 这些记载都表明最迟在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已是具有多种习俗活动的民间节日。而在隋朝,正月十五已经十分热闹繁盛了。 在隋文帝时期,每到正月十五,都城便会“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隋炀帝也作诗《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这些习俗奠定了唐代上元节俗的基础。 到了唐代,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带来了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城市大大发展、百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恢宏自信的大唐气象。而长安元宵节正是大唐气象的重要表征。 金吾不禁夜 玉漏莫相催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已有专门负责宵禁的官员。到了唐朝,长安作为国家都城,宵禁更加严格。闭门开门的时间,由被称为“金吾”的人员口头传呼。 唐玄宗在位时,命令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开坊市,即是临时取缔宵禁。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中的“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反映的便是宵禁取消。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秘书长孔正一认为,元宵节狂欢,正因为对应整年的宵禁制度,才使节日具有解放的意义。长安人才能“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玄宗常在元宵节期间到勤政楼“观灯作乐”,夜深人静时,令宫中女子边歌边舞,借此娱乐,又有绳戏、竿木等杂技,“诡奇巧妙,固无其比”。 元宵节给人印象最深的通常是燃灯,韩国夫人曾制作有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立于高山之上,“元夜点之,百里能见”;先天二年,玄宗的巨大灯轮燃放五万盏灯。因为元宵节燃灯事项最突出,后来也称元宵节为灯节。 长安的元宵节活动当然不只有灯,还有舞姿绰约的踏歌人。诗人张祜《正月十五夜灯》有诗描写踏歌盛况:“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孔正一介绍:“唐代元宵节,除张灯、夜游、踏歌外,妇女们还会结伴顺墙行走、过水桥,希望以此洗净百病。此外,长安人还会在小雁塔敲钟,希望钟声能够传递到远方亲人耳朵里。” 今夜可怜春 河桥多丽人 上元节对于女性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她们可以与男子一同走上街头,共享欢乐,可谓“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 唐代史书与诗歌对于上元节风俗的描述中,涉及女性的很多,如踏歌之俗、百戏、紫姑之俗与夜游观灯之俗,女性作为上元节俗活动的参与者,直接参与了前三项节俗活动,是这几项活动的表演者及主角。 另一方面,男性对于女性参与节日的态度是肯定的,陈嘉言的《上元夜效小庾体》云:“今夜可怜春,河桥多丽人”;陈子昂诗谓:“楼上看珠妓,车中见玉人。芳宵殊未极,随意守灯轮”。 在唐代上元夜,女性的自由恋爱也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宫女作为唐代女性中的一员,其人身自由与生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上元夜不禁夜,放宫女夜游观灯为其追求人身自由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在这样载歌载舞、浪漫邂逅的美好时光,长安人唯一担忧的是天很快就要亮了,再见又要到来年,于是争分夺秒在月华灯影中流连。 李商隐曾作诗《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光是从这名字,就能感受到他没能参加长安上元节的遗憾! 今天,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颇具1000多年前唐代闹元宵的意境,何不在正月十五这一天着一袭古装,手提红色纸灯笼,来一场“穿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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