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城保护与修复的经验。

一、到中国古都学会本部西安参会，首先要深深地表达谢意：感谢 中国古都学会2010年在《大同宣言》中对古都名城保护的“大同模式”的肯定。

《大同宣言》中是这 样说的：

大同近两年来展 开的古都历史文化保 护和发展的综合性、 系统性工程，引起了 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 关注，大家认为：

1.大同市有鲜明 的古都文化理念。古都文化遗产延续城市的记忆，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是城市特色的重要体现。文化决定城市发展的本质特征，是城市内在的美。一个城市历史积淀越深厚，文化遗产保护得越好，城市的个性就越强，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鲜明。

2.大同在古都文 化保护中有明晰的工 作思路。大同“一轴 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都城文化保护的基本思路，正是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梁思成先生提出的避开文化。遗产建设新城区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城市设计、规划理念的具体体现。

3.大同在古都文化保护中有合理的运作方法。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包括云冈 石窟周边环境的治理，上、下华严寺的整合与修复，善化寺、法华寺、关帝庙、 文庙、帝君庙、纯阳宫、清真寺、代王府、古城墙和历史街区及古民居的修复， 都是有历史依据并经过专家研讨、论证；工程的规划与设计都是全国、全省著 名专家的智慧结晶。修复工程努力按照中国传统样式并体现了其初创时代的建 筑特点，利用传统设计、传统材料、传统工艺、传统结构，修旧如旧。这些具 体做法保证了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工程的科学性。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处于严重 困难时期，目前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古都城市建设，依然采用“旧城改造”，即“拆 除旧城区改建为现代化新城区”的建设模式，不可避免地对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毁。 这几年来以大同市为代表的一些古都城市，摒弃“旧城改造”建设模式，采用避开旧城、 异地建设新城区的做法，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与会专家、 学者对大同市的工作与努力表示赞赏，并认为，大同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新模式。部分与会者称之为城市建设的“大同模式”，若能加以科学总结，并不断加以完善， 必定能给全国各古都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工作以深刻启示，甚至为全世 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参照，并极大地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 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使城市更具个性、更有特色、更富魅力、更宜居住，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

中国古都学会对“大同模式”的肯定实质上是对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 先生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 的肯定。“梁陈方案”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古都名城保护理念。

二、古都名城保护中“保护”二字的内涵，要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文件中寻找法理依据

巴拉宪章（ 1999年）对“保护”二字的界定:

“保护”是指保护某一场所以保存其文化重要性的一切过程。

“维护”是指对某遗产地的构造环境所采取的持续保护措施。维护要与 维修相区别。维修包括修复和重建。

“修复”是指通过去除增添物，或不利用新材料而将现有组成部分进行 重新组装，将某一场所的现有构造恢复到已知的某一历史状态。

“重建”是指将某遗产地恢复到已知的某一历史状态。重建和修复的区 别在于它在遗产地的构造中应用了新的材料。

保护准则:

保护的目标是保护该场所的文化重要性。

对遗产地的保护应认识并考虑到各方面的文化和自然价值，而不能毫无根据地强调一种价值，牺牲其他价值。

保护程序:

根据具体情 况，保护可包括以 下程序：保留或重 新推出某一用途； 保留相关性和意 义；维护、保存、 修复、重建、改造 和诠释；一般来说 可能包括一个以上 的上述活动。

修复和重建：

修复和重建应当 揭示遗产地的文化重 要性的各方面。只有当我们对遗 产地构造的早期状态 有充分了解时，才能 对其进行修复。只有当遗产地因 破坏或改造已残缺不，以及对复制到早期构造有充分把握时，才能进行重建。在个别情况下， 重建也可用作保留遗产地文化重要性的用途使用和实践的一部分。重建应当与详细的审查结果或附加的诠释相一致。

“保护”是指“保护某一场所以保存其文化重要性的一切过程”。保 护包括旨在维护一项文化资源，以保持其历史价值并延长其自然寿命的措施。 遗产保护包括多个学科，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保护的概念范围很广， 包括可以从最小到最大限度（也就是从维护到改造）对文化资源进行连续介 入的一个或多个战略。

保护是指所有旨在了解一项遗产，掌握其历史和意义，确保其自然形态， 并在必要时进行修复和增强的行为。

“文化重要性”是指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人们具有美学、历史、科学、 社会和精神价值。“文化重要性包含于遗产地本身、遗产地的构造、环境、用途、 关联、含义、记录、相关场所及物体之中。”

“建筑群”是指相互独立或彼此连接的成组建筑，包括城镇或城镇的一 部分，可以是荒弃地、居住地或新建地，因其建筑结构、同质特征、景观位置， 或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而引起注意。

“信息来源”是指能够提供有关文化遗产的性质、特点、含义或历史的 所有物理的、书面的、口头的或象征性的来源。

“完整性”是指一项遗产资源的“健康和完整”。如果一项遗产资源被 指定的价值没有受到损伤和威胁，能有效地传递给公众，并在所有影响遗产 地的决策和行动中得到尊重，就可以说这一遗产地具有“完整性”。

“重建”是指将某遗产地恢复到已知的某一历史状态。重建和修复的区 别在于它在遗产地的构造中应用了新的材料。（《巴拉宪章》第1.8条）“再 造已经消失的或不可挽回地退化掉的资源。”（《阿尔普顿宪章》）

“修复”是指“通过去除增添物，或不利用新材料而将现有组成部分进 行重新组装，将某一场所的现有构造恢复到已知的某一历史状态”（《巴拉宪章》 第1.7条）；“以便在现有材料范围内重现原始状态，重现文化价值并提高 其原始设计的可辨认性。”《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指南》

《巴拉宪章》中对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的定义是“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人们具有美学、历史、科学、社会和精神价值”“包含于遗产地本身、 遗产地的构造、环境、用途、关联、含义、记录、相关场所及物体之中。” 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通过确保一切介入行为和行动都能满足对真实性的全 方位检验，以保存此文化重要性。

了解遗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对我们至关重要，可帮助我们合理判断哪些 要素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保存，哪些要素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保护， 以及哪些要素可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被牺牲掉。重要性程度可基于资源的代 表性、稀缺性、条件性、完备性、整体性以及诠释潜质来加以评估。

对某一场所、遗址或纪念物的重要性评估应成为采取任何保护行动之前 的必要准备。重要性评估是指对场所、物体和藏品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 了解的过程。它涉及三个主要步骤：首先，分析该物体或自愿；其次，了解 其历史和背景；第三，鉴别其对创造和（或）照管它的社区的价值所在。

这一过程的关键就在于真实性概念。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公约》颁布以来，这一概念就已经在遗产保护专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 该公约把真实性视为遗产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条件。真实性是一个多维度的 集合，与下列要素相关：位置与环境、形式、材质与设计、用途与功能以及“无 形的”或本质的特性。这些特性构成了遗产的真实性，并由此派生出其重要性。 保留真实性正是良好保护规范的目的所在。真实性的信息来源：

《奈良真实性文件》强调，为了解某场所的真实遗产价值，我们必须采 用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文件中说：“一切有关文化项目价值以及相关信息 来源可信度的判断都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内，也可能 出现不同。因此不可能基于固定的标准来进行价值性和真实性评判。反之， 出于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必须在相关文化背景之下来对遗产项目加以考虑和 评判。因此，在每一种文化内部就其遗产价值的具体性质以及相关信息来源 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达成共识就变得极其重要和迫切。”

真实的来源不仅包括书面的记录，同时也包括诸如考古挖掘现场及其所 提供的信息，或是展示了某一特定时期和地区的生活和技术细节的壁画，或 是世代沿袭相传的手工艺传统等信息和来源。

三、梁思成、罗哲文古城古建保护理论的主要观点

1.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地区和古建筑文物，是历史的证据，是文化艺术的结晶， 是科学技术发展阶段的成果。它们对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起过重大的作用。 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与古城镇、历史地区和古建筑、文物古迹是分不开的。

2.县以下的村镇，有的是镇有的是村，一般的镇和村有很多很多保存完整的，而 且从建筑的价值、地形的选择、建筑保存的完整、文化内涵的丰富都是非常非常有价 值的。如果现在不保护，要城市化、现代化，村镇肯定不到几年全都没了，这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建筑，历史文化遗产。目前面临着一个大变革，如果我们不主动保护，这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3.中国古建筑具有独特的个性，多为庭院式的群体性建筑，它们体现着传统建筑 礼制，体现着传统建筑艺术，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注重其单体的完整性和群体 的完整性的理念。木构架的中国古建筑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不维修、不复建、不重 建，就不可能传承千秋万代，就不可能让子孙后代享受它的物质文明成果和非物质文 明成果。

4.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完整面貌虽然早已改观，但是古城的古街道、古居住区、 古建筑、文物古迹等仍然保存得很多，要想尽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点、线、面的方法, 就是按照分等分级、多层次的原则而采取的。就是说有大面积的就大面积保护，构不 成面或片而能构成一条线的，就成条线地保护。不能成面成线而只能成一个点保护的 就单点保护，甚至是一个小点也要想方设法保护下来，尽最大可能地多保存一些历史 的遗迹，以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

5.提出“四有”。即要有保护范围，要有标志说明，要有专门机构或者专人管理， 要科学记录档案。“四有”提岀来之后，我们文物保护单位要更具体地把它保护管理好。

6.文物建筑的价值在于它的存在，如果不存在了，那么它的价值也就彻底丧失了。

7.关于什么是原状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不少古建筑都经多次修缮或改动，很难说 哪个算原状。我认为问题虽然复杂，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一下，还是不难解决的。我的 看法是某一建筑最初建成时的面貌，就是它的原状。如果后来经过修改，就不能算是 原状了。“不改变原状”的“原状”，应是文物建筑健康的状况，而不是被破坏、被歪曲和破旧衰败的状况。

8. 对于损坏了的文物古建筑，只要按照原形制、原材料、原结构、原工艺进行认 真修复，科学复原，依然具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按照“不改变原状” 的原则科学修复的古建筑不能被视为“假古董”。

9. 已损毁的文物古建筑能否重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 已损毁的古建筑所处的环境、地位、对建筑群体的作用以及文物建筑群体的完整性、 原真性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

10. 对木构建筑进行解体修缮，即通常所说的“落架大修”是古建筑修缮的重要方 法之一，是使古建筑“祛病延年”的彻底有效的传统修缮方法。

11.如果不在古城之外另辟新区，在城区内发展是绝对没有岀路的。因为古城区内 的格局无法改变，文物古迹、古街巷民居已经布满，而这些东西正是历史文化名城的 精华所在，正是需要保护的东西，全部拆除了或大部改变了，历史文化名城就不复存 在了。

12.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在恢复原状的时候，必须要有可靠的科学依据，不能凭想象 或臆测。

13. 中国砖木结构古建筑重在日常保养和维修。

14. 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墙是古城的重要标志，也应是重点保护的对象。过去由于没 有认识到它的价值，许多城墙以妨碍交通为由被拆除了。

15.在历史文化名城中限制新建筑的高度，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当然不是说历 史文化名城中不许盖高楼，而是要有所限制，在什么地方盖要有个规定，你远离重点 保护区盖多高都可以。

16. 修复古城要把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放在第一位，可以新建内环城路，扩大步 行区。

17. 古建筑的利用是文物保护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保护和利用两者是不可分 离的。我们把它称为“一保二用”或“保是前提，用是目的”。只有保护好了才能有 发挥作用的可能，也只有用得合理了，才能促进更好的保护。

18. 罗哲文在文物局先后参与了雁北文物和赵州桥的勘察与维修，中南海云绘楼清 音阁（迁至陶然亭）（ 1953年团城祥门重建）、山西永乐宫整体迁移及异地保护，布达拉宫首次大修，北大红楼维修等重大文物保护项目。

这是笔者在中国古建筑遗产文化研究会召开的梁罗古建理论研讨会上概括的。

四、梁罗古建保护文化理论在大同的实践

梁罗古建理论为我们大同保护古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修复古建古城的基本原则、 历史信息、方式方法和衡量标准，也保护我们渡过了惊涛骇浪。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受到： 有无历史文化价值要靠梁罗理论分析，历史文化信息主要在梁罗理论中搜寻，恢复性 修建要按照梁罗理论实施，科学合理利用要按梁罗理论衡量。

应该说，大同保护古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立法保护阶段，二是恢复性修建阶段。 自1998年8月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大同古城保护决议起，到2008年1月止，是大 同市立法保护古城古建的十年；自2008年2月起至今，是大同市保护和修复古城古建 大干到停滞再到大干的十年。立法保护阶段，一是制定大同古城保护决议，让破坏性 建设活动一律停止；二是制定《大同古城保护条例》；三是制定《大同古城保护规划》。 恢复性修建阶段，一是作岀修复大同古城的决定；二是恢复性修建了关帝庙、华严寺、 文庙、纯阳宫、帝君庙、法华寺、清真大寺、善化寺、鼓楼东西街、明城墙、四牌楼、 魁星楼、钟楼、太平楼和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治理等。

从2008年开始到2013年，我们建立了古城保护和修复的决策机制：方案设计前 必须由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提供依据；方案设计前方案设计人员必须到参照地现场 考察；初步设计方案由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提出意见；施工方案由古城保护和修复 研究会、方案设计人员和施工负责人共同研究。明城墙修复前，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 会除提供价值依据和历史文化信息外还研究了关城过大如何处理、包砖后如何展示四 个历史时期珍贵的夯土层等棘手问题。

在古城古建保护性修建中，按照梁罗古建理论，我们制定和坚持了古城保护和修 复的“四原则”：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可以恢复性修建；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才能恢复性 修建；恢复性修建必须坚持罗哲文先生的原形制、原规格、原工艺、原材料；恢复性 修建的目标是科学合理利用。

大同是北魏首都、辽金西京、明代王城、清代商埠和军事要塞，保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存。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伊东忠太、法国的沙碗就对大同的云冈 石窟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场测绘、摄影记录并进行了初步研究。1918年，著名学者陈 垣是“云冈学”先驱之一；1933年，著名学者、中国营造学社专家梁思成、林徽因、 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考察、测绘、拍摄、研究了大同古城及其古建筑；1934年, 郑振铎、冰心等学者考察了大同的文物古迹，撰写了文采飞扬的纪行散文；1936年，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考察并撰写了《云冈石佛小记》，全面剖析了云冈石窑的历史价值 和艺术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1951年，中国文物事业局局长郑振铎组织了 全国第一个文物勘察团对大同及其周边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全面考察，撰写了新中国 成立后全国第一部文物考察报告，郑振铎局长亲自作序。考察团人员中有裴文中、刘 致平、陈梦家、闫文儒、宿白、王逊、莫宗江等全国著名专家（其中的刘致平、莫宗 江两人曾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嫡传弟子的罗哲文先生曾无 数次考察过大同，主持修复过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大同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评定、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获得都是他经手的。大同古建保护性修建具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信息和可靠参照。恢复性修建后，都能真正做到“五体现”，即体现朝代特色、 体现地方风格、体现礼仪规制、体现形神兼备、体现文化价值。以修复规模较大的华 严寺为例，其复建的殿堂、彩绘泥塑、壁画和油饰彩绘，都依据寺内金碑记载、高僧大德指点、佛教规制和辽金建筑特色、当地风格、文化内涵，做到了 “五体现”。再 以云冈灵岩寺、法华寺为例，其建筑、雕塑、壁画和油饰彩画则分别体现了北魏时期 和元明清时期的特色和当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