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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古城] 真实的欠薪,与“虚假”的罪名:帮转讨薪帖获刑四年,罪与非罪的边界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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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小时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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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1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一份长达239页的一审判决书,将49岁的甘肃农民工景树仁送入监狱四年。罪名是寻衅滋事。定罪的核心行为,是他在新浪微博上无偿转发讨薪、索要工程款的求助网帖。判决书并未否认这些帖文背后“欠薪、欠款纠纷基础”的真实存在;恰恰相反,多起拖欠数年的劳务款项,正是在网帖发出后短时间内得以结清。但法院同时认定,景树仁“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而在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真实的欠薪底色,与“虚假信息”的刑事定性,在一份判决书中并置,构成了本案最核心的张力。案件已上诉至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尚未开庭。它所触及的,远不止一名保安的个人命运,而是当常规救济渠道不足以承载底层维权需求时,一个普通公民出于朴素善意按下“转发”键,其行为的法律边界究竟应当划在何处。

一、事实基础与规范要件之间的断裂
一审定罪依托的是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这一规范的核心要件有二:信息在核心内容上虚假,行为人对此存在主观明知。
对照在案事实,两个要件的成立均面临追问。
就“虚假”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业务研究明确指出,审查虚假信息应以“主要信息虚假”为标准,即信息的核心内容是否足以造成一般人对相关事实的误解;对于部分内容失实,需区分主要信息与次要信息。景树仁所涉九项指控中,欠薪、欠款的核心事实均有相应纠纷基础佐证:包工头龙强如等8名农民工被拖欠13.68万元逾180天;小包工头王英的工程款拖欠近六年,民事终审裁判确认拖欠方涉及村委会与镇政府;木工班组康田民的55万元劳务费被拖欠四至八年。网帖中可能存在对责任主体的表述不够精准、措辞带有情绪色彩等瑕疵,但这些瑕疵指向的是表述层面的次要失实,而非“欠薪不存在”这一核心事实的编造。将次要瑕疵等同于主要信息虚假,进而适用“编造虚假信息”的刑事规范,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留下了一道需要弥合的缝隙。
就“明知”而言,判决认定景树仁作为拥有数万粉丝的自媒体人,“应知”信息真实性而未尽注意义务。但证据显示,他在转发涉及公职人员的帖文前,曾专门向发帖人周禄宝询问“网帖是否事实”,得到“如果不是事实,是要杀头的”这一回复后才予转发。以一名初中文化、月薪两三千元的夜班保安的认知能力与核查手段衡量,这一核实动作是否已达到“明知虚假”的反向证明标准,值得审慎掂量。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研究亦指出,主观明知的审查需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负有审核义务、是否具备审核能力。将网络信息编辑、发布主体的专业审核标准,平移至一名出于共情而顺手转发的普通用户,其妥当性需要在二审中接受检验。

二、从犯地位与四年实刑之间的比例失衡
案件定性经历了从“涉黑组织骨干成员”到“恶势力集团主犯”,再到“一般共同犯罪从犯”的退却过程。起诉阶段一度建议对景树仁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变更起诉后,其身份被列为从犯。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然而,一审在寻衅滋事罪基本档“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对一名分文未取、未参与后续谈判、对感谢费事宜不知情的从犯,判处四年实刑。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部分指控中景树仁转帖的实际传播效果。康田民案中,他所转帖文的转评赞均为零,阅读量仅121次。以极低的传播数据支撑“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入罪门槛,再将从犯身份与接近基本档上限的刑期相匹配,量刑的内在逻辑需要更为充分的说明。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人自身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相适应,而非主要取决于其所关联的主犯行为的严重性。从犯认定的制度本意,正是在共同犯罪中将责任分配拉回行为人自身的参与程度与主观恶性。

三、维权渠道的承载力与网络表达的溢出效应
将视线从个案的法理争议拉回治理层面,本案的深层背景是底层维权成本与渠道承载力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农民工讨薪的常规路径——劳动监察投诉、仲裁、民事诉讼、信访——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周期漫长、执行困难、举证能力不足等制约。当一条13万元的欠薪被拖过半年、一笔55万元的劳务费被拖欠八年,行政协调与司法救济即便最终生效,其时间成本也足以压垮一个依靠日薪维持生计的家庭。网络曝光之所以成为许多底层劳动者“最后的选项”,并非因其优于制度渠道,而是因其在特定情境下是唯一尚能即时触达的选项。
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表达可以脱离法律约束。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利用信息网络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依法应予规制,这一点没有含糊余地。但法律规制需要精准区分行为的不同性质:以舆论施压为手段牟取非法利益的“有偿发帖”与敲诈勒索,同出于朴素共情、未获分文利益的“无偿帮转”,在主观恶性和法益侵害程度上存在实质差异。将二者不加切割地纳入同一罪名框架从重评价,既可能模糊打击的重点,也可能对普通公民正常的网络互助与监督表达产生超出个案范围的抑制效应。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在民事途径、治安管理处罚等前置手段足以回应行为危害性时,刑罚不应率先出场。

四、二审应当回应的核心问题
兰州中院即将开启的二审,其意义不限于对一名被告人的量刑调整。它需要在一审已有事实认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三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在欠薪核心事实真实存在的前提下,帖文中责任主体表述的偏差与措辞的过激,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编造虚假信息”;其二,一名不具备专业核查能力与审核义务的普通转发者,在进行了其认知范围内可能的询问后,是否满足“明知虚假”的主观要件;其三,从犯身份、零获利事实与极低传播数据,在量刑中应当占据何种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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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向公众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法律惩治的是恶意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借网络舆情非法牟利的行为,而非普通公民在制度渠道之外为自身或他人合法权利发出的求助与呼应。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报酬权益,与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在根本方向上并不相悖。司法裁判的精度,正体现在能够将二者从同一行为中审慎剥离,而不是以秩序的抽象名义,将真实的困顿与朴素的善意一并吞没。
一个社会的法治成色,不仅看它如何惩处恶意,也看它如何对待那些在制度缝隙中伸出手来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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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理化 1 小时前 赞同 +1
梨树多云云 2 小时前 赞同 +1
潜龙腾渊 2 小时前 赞同 +1

评论2

潜龙腾渊Lv.7 发表于 2 小时前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陕西
用陕西话说,那就是贼娃子,把失主打的叫爷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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