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历史悠久，素以井盐业闻名于世，被誉为“千年盐都”。探寻自贡井盐文化，首先想到的是“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该馆馆址为修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西秦会馆，这是一座由陕西籍商人集资修筑的同乡会馆，俗称陕西庙。西秦会馆融明清两代宫廷和民间建筑风格于一体，是自贡盐业辉煌史册中璀璨的明珠，也是千年盐都的美丽缩影。然而，作为自贡盐业历史的重要“名片”，为什么会是一座由外乡人修建的同乡会馆？会馆的建造者——陕西商人为何选择扎根于自贡盐业？
明代陕西商帮的发展路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边防，陆续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允许陕西商民输粮换引，形成了以三原、泾阳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繁荣景象。
陕西商人抓住中央政府的各项特殊经济政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并与本地区的经济和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在大力发展中西部贸易通商中迅速崛起，成为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长期名列我国十大商帮前茅。
扬州落败寻找新的投资目标
史料显示，陕西商帮从明代开始从事盐业运销，有丰富的盐业运销经验。由于淮盐质优利厚，明朝政府多以“淮引”作为吸引商民输粟换引的筹码，从而使陕商的脚步开始踏上了扬州的繁华之地，开始了盐业运销之路，扬州是许多陕西商贾发家致富的历史起点。到明成化三年（1467年），“叶琪变法”，以银买引，于是输粮边关失去了经济意义，大批陕商 “悉撤业归，徙家淮扬”，成为常驻扬州的专业盐商，陕商成为扬州最大的盐商集团，其实力远在徽商与晋商之上。到了明中前期，许多陕商参与盐政，成为扬州盐商的首领。
扬州
但到了明弘治以后，秦、晋、徽三帮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明代后期淮扬盐场的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他们在竞争中力克陕商坐上了淮扬盐场的第一把交椅，陕盐只能屈居第二，而一贯保持“秦晋之好”的晋商也开始与陕西商人貌合神离。万历《扬州府志》记述“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受徽晋两帮夹击，陕商发展受阻。入清以后，陕西商人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不到十几家盐商，不能成帮。市场的激烈竞争，机遇转瞬而逝，聪明的陕商在面对市场千变万化时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及时调整经营战略放弃扬州，开始寻找新的投资目标。
抓住进入自贡地区的特殊复兴的历史机遇
自贡的称谓沿于自流井、贡井两地地名的合成，自流井旧属富顺县，贡井旧属荣县，两县均有千年盐业生产历史，最早发端于东汉章帝皇时期（公元76-88年）。明正德末至嘉靖初年，以富世盐井为代表的一批主要生产井因卤源枯竭，渐至坍塌而废弃，人们开始寻找新卤源，而后开始了对自流井、贡井地区的开采。
明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自流井地区开发出天然气井，用以煎盐，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工业性开采的气水田。《李氏族谱》记载“明万历中……与胞弟汉祯同居，将卒，以火井坡山田一分及火井载课一口，让汉祯管业。”自流井地区的盐井开凿，逐步实现了自贡地区盐业生产中心从富顺、邓关一带向西转移，形成了自贡盐业的新产区。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人丁锐减，百业凋敝，盐业生产亦备受破坏，自流井气水田的开发陷于停滞。自明末天启年以来的30多年间，先后坍塞盐井458眼，几乎被破坏93%以上，仅存盐井34眼，煎锅99口。直到康熙19年（1686年），盐业仍未恢复。
为恢复蜀地经济，顺治18年（1661年），清政府实行大规模移民入川政策，由于秦蜀连襟，在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与清初西部开发运动中，大批有着雄厚资本的陕西籍商人纷纷入川，他们“挈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云集四川，携带大量资金经营金钱、典当业，将当铺开遍了巴蜀大地。《重修鲁桥镇志》记载“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到雍正时陕商已发展成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掌握着自贡的金融流通。
助推自贡盐业步入黄金时期
盐是实行专卖时间最长、范围最广、造成经济影响最大的品种。长期以来，食盐的生产与销售一直为官府所控制，产盐灶户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盐由政府招商运销。再加之盐在中国的分布极不均衡，除了两淮地区出产海盐外，古代内陆只有山西运城和四川地区生产食盐。因此，得到盐的开采、运输、交易权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而盐商也就成为超级富豪的代名词。但是到了清初为恢复四川经济，政府逐步降低了盐业运输、交易、开采的准入门槛，开始建立井盐私人生产制度。
康熙25年，陕西商人在钱号和典当业获得高额利润后，开始零星从事运销自贡井盐，而后顺应雍正3年实行“计口授食”新的盐业政策，才逐步大规模挤入川盐销售市场。在清代盐业运销是资本占用数量极大的经营项目，运销一批盐，往往需要三倍的资金周转，陕西商人创造出新的购销模式，向当地富商“租引代销”，逐步把川盐运销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进入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并垄断川盐运销的历史时期。
在陕商大举参与自贡井盐运销的同时，康熙19年（1680年），为恢复改变四川盐区“井圯灶废”，盐政“荒废之极”的局面，实施了一系列“休养生息”、“亦务从民便”的宽松政策。政策允许自由淘浚开凿新井、允许自煎自卖、允许民间自领自卖、允许课税从轻。有一部分陕西商人看到了机遇，开始与本地的井盐经营者和生产者共同开发自流井气水田，从盐业销售者转变为生产者，他们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投资井灶生产。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廷饬令川盐济楚，也给自贡盐业和盐商的急剧发展带来了契机。陕商开凿大量盐井，逐步成为拥有井、枧、灶、号的工商联合体和盐业资本集团，进入了陕籍商人在自贡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也成为自贡盐业进步入辉煌时期的重要推动者。自流井的磨子井、耳勺井、源发井等高气田盐井都是陕西商人开发的。《四川盐法志》卷首《圣谕》记载，陕西盐商采取“借地入股”的方式进入井盐生产，使“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经济命脉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
在自贡扎根以后，陕西商人于雍正十年（1732年）以“西秦大会”的名义购买自贡龙峰山（现龙凤山）房主李光华的房基，作为西秦会馆的基础。乾隆元年（1736年），西秦会馆动工开建，乾隆十七年（1752年）建成，历时16年，耗银5万两。如今西秦会馆作为自贡盐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见证了这群外乡人200年来对自贡盐业发展的卓著贡献，是他们留给这座城市的关中记忆。
来源：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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