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说一句。70-80年代年代，个别警察素质差缺乏人文关怀比较横。在街面上随便打骂人、捆人铐人几乎没人敢问。与群众关系不大好。1985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出了个故事片《峨眉飞盗》，内有武艺高超飞天大盗草上飞殴打警察镜头，此镜头一出，全场部分年轻观众立即起立掌声雷动。但有警察在则默默离场。我一姓史的哥们拉我在西北电影院看过。他说他看了十几遍了。
李喜洲妻子我喊她张妈，短发头，与李喜洲同龄。为人忠厚热忱，在街巷很有口碑。李毅还有俩弟，我也曽在柳巷粮站见过，名字叫得出。
据李毅告诉我，他其实还有个姐，是属兔的，啥都不懂。1968年12月跑到凤县上山下乡插队去了，嫁人了一去不回家。是他家的王连举。好像是1967年曽带21中红造司红卫兵冲进碑林分局揭发批斗过其父，轰动全校。当年参与者还有案板街北头的红色-恐-怖队。因此父女关系不睦。未辨真假。但如今也年过七旬了，在深山沟里苦了一辈子。
我心里清楚，其实实际上都是当年政治氛围、当年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毒害，受蒙蔽中毒过深所致，一个初六七女孩子家家的，当年不过十四五岁，出于对社会对党单纯的忠贞和热爱，哪懂得什么政治。我父亲也曾被关牛棚，我一直给送饭根本没想过断绝关系。
此事若是真的，对他一家人都是难以弥补的深重伤害。当年21中保皇派叫21中红卫兵，其成员主要是中学生，不到200人，主要负责人及骨干太多不一一报了。后来垮掉之后出来个十二兄弟，约20人左右围着瞎闹。号称十二兄弟的红卫兵，领头的绰号叫骡子。还有十三太保惹不起，听上去像是黑社会。
另外一派，有严、刘、张发起成立毛主义红卫兵，壮大后更名为21中红总司。约有400百人许，分别叫各种名称的战斗队。两派之间矛盾较深，各自故事也很多很多。
这里说明一下，当年我家所居住的大院已成为碑林区区委家属院，前后院住进来很多区委干部。
我们当即换穿警服，打开枪刺，摆出各种姿势乱拍了个黑白胶卷。有人上身是警服，下半身光腿穿着裤衩。还有人装死人躺地下化妆勘察现场。在太平巷藏来藏去装作抓特务拍摄。韩成学举着左轮在巷子里大喊：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开始拍摄地点就在区委书记家门前。当年碑林区的区委书记是泾阳县泾干公社人吴万金，我叫他吴叔叔。日子过得很朴素。1974年也曾喊我给他拍过一组军装照片，拍摄后照例冲洗放大给他。他很客气，有次说把胶卷钱还给我。我哪敢要，也不好意思要。
当年拍摄一个黑白胶卷连冲带洗，胶卷相纸药粉花销不到5块钱，但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我只得伸手问母亲要钱。
当年他非常辛苦，常工作到很晚，常半夜、凌晨回家。他知道我常熬夜写东西，所以半夜敲门总是大喊我的名字给他开门。他家住后院，再喊也听不到。
这里说明一下，当年我家所居住的大院已成为碑林区区委家属院，前后院住进来很多区委干部。
我们当即换穿警服，打开枪刺，摆出各种姿势乱拍了个黑白胶卷。有人上身是警服，下半身光腿穿着裤衩。还有人装死人躺地下化妆勘察现场。在太平巷藏来藏去装作抓特务拍摄。韩成学举着左轮在巷子里大喊：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开始拍摄地点就在区委书记家门前。当年碑林区的区委书记是泾阳县泾干公社人吴万金，我叫他吴叔叔。日子过得很朴素。1974年也曾喊我给他拍过一组军装照片，拍摄后照例冲洗放大给他。他很客气，有次说把胶卷钱还给我。我哪敢要，也不好意思要。
当年拍摄一个黑白胶卷连冲带洗，胶卷相纸药粉花销不到5块钱，但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我只得伸手问母亲要钱。
当年他非常辛苦，常工作到很晚，常半夜、凌晨回家。他知道我常熬夜写东西，所以半夜敲门总是大喊我的名字给他开门。他家住后院，再喊也听不到。
倒是次年的除夕，他在五柳巷小学当老师的老婆张姨姨拿来一盒云片糕，算是谢礼。我们舍不得吃，过年期间招待客人打开看时，白色的云片糕整个长着绿毛，可能搁时间太长了他们也不知道。那年春天，我爬上厕所的砖墙，用竹竿挂钩钩取白椿树的嫩叶做菜吃，意外看到，张姨姨在小厨房后院摊开一张芦席，上面晒满了白皮点心，足有20多斤，馋死我。他老婆后来在五柳巷小学里办过招待所，后来搬家去了芦荡巷将军楼。还有点琐事，一笔带过就不说了。
碑林区区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实际上是1979年4月29日恢复的。由24名委员组成，吴万金出任主任。那年月想参军的家长常找他走门路。那年月年轻人没一个不想参军的。参军能逃避上山下乡。1978年就已经停止上山下乡了。走门路的人基本上拿点烟酒点心。办不办成事就难说了。
所送的烟酒点心人们习惯叫做子弹带手榴弹炸药包。当年点心是用麻纸包扎用细纸绳捆扎的。很形象。当年点心的价格大致是7毛钱+半斤粮票/斤。饼干价格便宜，但每斤要8两粮票。
然后和李毅、韩成学、张新荣、李人杰等人背着枪出门，顺北柳巷走到东大街大同园浴池和清雅斋餐厅之间，在众目睽睽下又拍了几张照片留念。
话说我们拍摄完毕，我撵着李毅赶紧把警服、短枪原模原样还回去，不敢耽搁。万一丢了不是耍的。然后我在地下室用被子蒙上窗子、门，用剩下的药水冲洗了那个胶卷。药水是自己调配的，药粉是哥们在边家村化学试剂厂顺来的。
然后背着枪，过钟楼邮电大楼走北大街，预备照例进西闸口混车逃票回武屯公社。
走到北大街人民剧院门前。我忽然怀疑子弹受潮了，则压上子弹，拉开枪栓，砰一声照天上放了一枪。把看自行车老汉吓了一跳。进西闸口有徒手带红箍的民兵小分队把守，看到我们黑着脸背着枪走来也不敢问。俗话说枪是男人胆，钱是女人脸。
当晚我们顺利回到生产队，大睡了一觉。次日醒来，忽然闯进一帮荷枪实弹的公社民兵，不由分说把枪没收了。但我也没在意。那年月怪事频出。不可思议的事太多。
等我再次回到西安见到李毅，听他一番话才真相大白。
原来当时我们持枪拍摄的时候，区委书记吴书记正在家里午休，家里也就两间小平房。当初区委干部把院子的电话拉到他家了，当年院子的电话是2-3398号码。他在家里偷偷给碑林分局值班副局长柳启元打电话，命令立即查清此事，警服和枪支哪儿来的？他们要干什么？不知道？你是干啥吃的？
柳副局长立即拨通了该片区柏树林派出所电话，命令当年的教导员韩民生、所长朱汉文亲自查清处理此事。所长朱汉文亲自带队，配合碑林分局刑警队，组织了十几名精干民警，携带短枪麻绳手铐，身着便衣，兵分两路，一路埋伏在太平巷巷口，一路从碑林博物馆，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后院翻墙堵截，小心翼翼包抄过去，谁知当时我们已背着枪离开了太平巷，徒步去了西安火车站西闸口。警察们等于扑了空。
朱汉文此人我很熟悉。1968年冬天，我12岁了，10岁时曾在太平巷里写过一条反标。当年我被朱汉文弄到柏树林派出所，关了一昼夜叫写检查。当年的柏树林派出所就在端履门中段的东柳巷巷口。过去好像是个小庙。办公室在院子北边高台上的大殿里。当天晚上，朱汉文裹着厚厚的军大衣坐在火炉边，我坐在桌子边很怕也很无聊，把耳朵上冻疮的血痂抠下来在桌面上用指甲压扁。他只要醒来，就问我一句话：你还有什么顾虑？不准睡觉。
后来经过调查落实，得知警服和短枪出自刑警队长儿子李毅。调查结果出来后，派出所、区委武装部一方面给吴书记汇报，一方面给武屯公社武装部拨打长途电话，要公社武装部出面立即收缴枪支弹药。一方面开会研究，给李喜洲了警告处分。
李喜洲满腔愤怒，回家后怒气未息，把儿子李毅狠狠打了一顿。
多说一句，两年后的1977和平餐厅革委会副主任兼民兵连长张武彦，因乱搞两性关系发生纠纷，持 56式冲锋枪在婚礼上打死4人，打伤1人，被依法处决。当时为保护顾客生命安全，同杀人犯英勇搏斗而光荣牺牲的和平餐厅革委会副主任王启民，被中共陕西省委授予烈士称号。
再后来公安碑林分局刑警队副队长程波曾于1980出席过全国公安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荣立二等功，并享受省级劳模待遇。
顺便说一句。很多年后，据退休的老片警老贺告知，因1968年内查外调，查出我父40年代曾在上海南京路100号开了一家公司，跟外国人做过生意，怀疑是里通外国的敌特，30年来一直处于派出所、居委会内控对象状态。我家的兄弟姐妹组织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很多年以后，我一直想买点东西去看看朱汉文，聊聊50多年前那件事，老贺劝我千万不要去，老汉9张多了已下不来床了。我也不怪他，当年政治气候如此。当然，如今世界上有句德国法官的名言：你有权利开枪，同时你可以把枪口抬高1厘米。
此事虽说过去了近50年了，李喜洲老人家也于1984年逝世。其子李毅因罹患肝癌也已去世。但留下的照片倒很珍贵。能说明当时的现状。更没想到，50年后我受聘做了省公安厅的监督员。
愿李叔叔父子一路走好！在天之灵安息！
{:mocs_30:} ！ ！ 帽子歪歪戴 希严老多写些真实的回忆录留给后人。 那个年代全民皆兵，这些小屁孩拿上枪还确实像回事，怀念那个青葱岁月，即便做梦也回不到过去了！{:mocs_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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